当中文文字内容和形式相等的时候，英文可以译出中文的意义；如果中文的内容大于形式，那么译者就要选择符合内容的形式。这样，才能使人知之——了解原文内容；如果能使读者喜欢译文的形式，那就是使人好之；如果能够使人读后感到有乐趣，那更是使人乐之。知之，好之，乐之，是阅读译文的三部曲。孔子在《论语》中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我本人看来，如果译文能够使读者乐之，那就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了。

澳大利亚人约翰·菲茨杰拉德在30年前只是一个身怀200澳币的学徒，现在却成了有千万平米土地的银行家。他的成功据称是受到了老子《道德经》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对两千年后的世界是可能起到作用的。菲茨杰拉德说：他最初读了不少《老子道德经》的英译本，都读得莫名其妙，后来，他读到北京大学出版社《〈老子〉译话》中的《道德经》译文，方才恍然大悟，深觉获益匪浅。一般《老子道德经》和《〈老子〉译话》的译文有什么不同呢？以北京大学出版社《老子道德经》为例，这个译本基本上是用对等或形似的译法，如“道德经”英译成the Book of Tao and Teh。这种译文谁能理解？如何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呢？我们再看，《〈老子〉译话》中的英译文是：Laws Divine and Human（天道和人道）。因为《老子》第二十五章中讲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所以“道”指的是“天道”，而“德”指的却是“人道”。由此可见，《老子道德经》用的是“对等”或“形似”的译法，而《〈老子〉译话》用的是“优化”或“意似”，甚至“神似”的译法。对等法是西方语文互译时常用的译法。西方语文如英、法、德、意、西等，都是拼音文字，根据计算机统计，约有90%的语汇有对等词，因此翻译可以用对等法。而中文只有一半和西方语文有对等词，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如果有对等词，可以用对等词；如果没有对等词，则不是原文优于译文、就是译文优于原文，所以翻译时要尽可能用优于原文的译文表达方式，这就是“优化法”或“意似”甚至“神似”的译法。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老子《道德经》第一章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北京大学出版社《老子道德经》的译文是：

The Tao that is utterable

Is not the eternal Tao.

“道”字音译，不知所云，虽然加了注解——logos（逻各斯，理性，理念；基督或上帝的话），path（小路），road（大路），仍然很难理解。全句还原成中文大致是：逻各斯（或理性、理念，基督或上帝的话）是可以说得出口的，但并不是永恒的理念。这话毫无意义。再看《〈老子〉译话》中的译文：

Truth can be known,

but it may not be the wellknown truth

or the truth known to you.

（真理是可以知道的，但不一定是你所知道的真理。）

“真理”也可以改译为“道理”。这句话的意义可大了。无怪乎菲茨杰拉德认为老子思想可以大起作用。

老子《道德经》第一章第二句是：“名可名，非常名。”北京大学出版社版《老子道德经》的英译文是：

The name that is namable

Is not the eternal name.

译文还原后大致是：可以命名的名字不是永恒的名字。这种一个字对一个字的对等译法，翻译出来的句子简直不知所云，无怪乎西方读者要读得莫名其妙了。根据原文下面两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意思是说：天地万物开始是没有名字的。回过头来再看上面一句：名可名，非常名。第一个“名”，指的是“天地万物”，第二个“名”是动词，是“取名”的意思；第三个“名”还是名词，还是天地万物，但是可以简化为一个“实”字。全句意思是说：万物是可以有名字的，但名字并不等于实物，这就是要讨论的“名不副实”的问题。所以可以译成英文如下：

Things may be named.

But names are not the things.

这说明早在两千年前，老子就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看出名与实的矛盾、道与常道的矛盾。而两千年后的翻译居然错得一塌糊涂，这样的中译英，如何能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呢？

北大出版社版《老子道德经》第三句的标点也与众不同：“有，名天地之始；无，名万物之母。”英文译文是：

The Nothingness is the name of the beginning

of heaven and earth;

The Being（substance）is the name

of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无是天地开始的名字，有是万物母亲的名字。）

这里中英文都不容易理解。所以，改动如下：“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In the beginning heaven and earth are nameless.

When named, all things become known.

这两句的意思大致为：天地开始是没有名字的，有了名字，人才知道万物是什么。由此可见，《道德经》这几句是简单的认识论，如果翻译不好，外国读者是很难理解老子，也很难理解中国古代的哲学的。

老子不容易被理解，那么孔子呢？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在巴黎聚会，其中88位获奖者认为：21世纪人们要过幸福的生活，就要到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其实，早在两百年前，英国诗人Pope（蒲柏）就说过：

Superior and alone, Confucius stood,

Who taught that useful science, to be good.

（孔夫子超凡入圣，教我们如何做人。）

孔子是如何教育我们的？《论语》第一章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这句话如何翻译成英文呢？我们先看英国译者Waley（威利）的译文：

To learn and at due time to repeat what one has learned, is that not after all a pleasure?

这个译文是相当典型的对等译文：“学”翻译成to learn，“而”翻译成and，“时”翻译成at due time，“习”翻译成to repeat what one has learned，“之”是虚词不翻译，“不亦”翻译成is that not after all，“乐”翻译成a pleasure，“乎”是虚词不翻译。这个译文和原文相当对等，但是，根据《论语》上下文中的“不亦君子乎”来看，学习的人是一名“君子”、“学者”，放到现在普遍的语境中，甚至也可以指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看来，“学”翻译成learn不如翻译成study，更不如翻译成acquire knowledge，“习”翻译成repeat不如翻译成put in practice。“悦”翻译成pleasure（高兴）又远不如翻译成delight（乐趣）。我们再来看看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译文：

Is it not a delight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from time to time?

举这个例子说明：当译文和原文有几个对等词的时候，应该用优化法选择一个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如果没有对等词，那么自然只好用创译法来选用一个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了。甚至，即使有对等词，如果能找到比对等词更好的表达方式，也可以采用，那就能更好地传递这些中文经典语句的意思了。

其实，对等词的范围也可大可小，尤其是中文和英文的对等词。因为英文是比较科学的语言，内容和形式基本相等，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中文是比较艺术的语言，内容往往大于形式，说一可以指二，甚至指三指四。如“学”既可指学生学习，也可以指学者做学问；“习”既可以指学生温习功课，也可以指工人实习，还可以指学者把理论付诸实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中文文字内容和形式相等的时候，英文可以译出中文的意义；如果中文的内容大于形式，那么译者就要选择符合内容的形式。这样，才能使人知之——了解原文内容；如果能使读者喜欢译文的形式，那就是使人好之；如果能够使人读后感到有乐趣，那更是使人乐之。知之，好之，乐之，是阅读译文的三部曲。孔子在《论语》中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我本人看来，英国译者威利的译文最多只能使人获得“知之”的阅读体验，高教社出版的中国人的译文可能使人获得“好之”的阅读体验，如果译文能够使读者乐之，那就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了。

这个看法有人不同意。如《英语世界》2015年第三期第108页上就发表了美国Owen教授的看法：“中国正在花钱把中文典籍翻译成英语。但这项工程绝不可能奏效，没有人会读这些英文译本。”“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绝不该把母语翻译成外语。”Owen教授的话对不对呢？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我们就来看看《诗经》第一首《关雎》的第一段内容和相应的译文吧。

关关雎鸠，

（对对斑鸠咕咕叫，）

在河之洲。

（爱在河中小洲上。）

窈窕淑女，

（姑娘啊苗苗条条，）

君子好逑。

（情郎和她想成双。）

威利的译文如下：

“Fair, fair,” cry the ospreys

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

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

Fit bride for our lord.

这是“把外语翻译成母语”的译文，能不能使读者知之，好之，甚至乐之呢？Ospreys（鱼鹰或白鹭）有没有“fair，fair”（美呀，美呀）叫的呢？没有。所以第一行完全翻译错了。原文的“关关”音译应该是gu-an gu-an（咕-安，咕-安），也就是说，水鸟是“咕咕”叫的，那么“咕咕”叫的不是斑鸠么？所以雎鸠不是水鸟，也不是白鹭，而是斑鸠。那么，“咕”字后面为什么要加个“安”呢？原因在于，“咕”是闭口音，在诗中不响亮，后面加个“安”音，就变成了“关”，“关”是开口音，“关关”就比“咕咕”响亮得多，更适宜入诗了。可见，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知道诗歌中用开口音代替闭口音的语言感觉，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化其实是多么发达。我想，这个例子足以说明这点了。

威利还说，“淑女”是“贵妇”，“君子”是“贵人”，但诗中第四段说：“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说明君子和淑女还在河中采摘荇菜，可见中国古代诗歌中，君子和淑女的所指也是包括劳动人民在内的，因此，中译文不妨说成是青年男女，那就范围更广，更有现实意义了。这也说明原文有不同的对等语时，应该选用更好的对等语，因此，中国译者对《诗经·关雎》第一段的翻译是这样的：

By riverside are cooing （一对斑鸠鸟）

A pair if turtledoves; （河边咕咕叫）

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 （年轻人爱上）

A fair maiden he loves. （苗条的姑娘）

这个译本已经由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可见Owen说“没有人读”，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Graham也说不能让中国人翻译中国诗。他在英国出版的《晚唐诗选》一书中收入了李商隐的《无题》，其中一首有“金蟾咬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句，意思是说：金蛤蟆咬住门锁，就是富贵人家晚上锁门烧香的时候，诗人进门赴情人的约会来了；第二天早上用丝麻井绳打上井水的时候（玉虎是富贵人家井上的装饰品），诗人又离开情人回家了。怎么知道是约会呢？因为诗中上句“烧香”中的“香”字，和下句中“牵丝”中的“丝”字，合起来是“香丝”，和“相思”同音。由此知道，“入”和“出”都是指害相思病的诗人。再看Graham的译文，是这样的：

A gold toad gnaws the lock. Open it, burn the incense.

A tiger if jade pulls the rope. Draw from the well and escape.

（金蛤蟆咬住锁，开锁烧香吧。玉虎拉上井绳，打上井水逃走吧。）

这个译文就是字对字的译文，90%对等，10%错了，结果整个句子的意思就完全错了。英国译者对于这首唐诗的理解错了，如果对唐诗的理解只有50%是对的，那么无论英语表达能力多强，翻译结果都是很难超过50分的。而中译者的理解能力往往远远高于英美译者，如果说理解正确80%-90%，那么译文基本上也可以得80-90分，远远好于英美译者。同样是上面两行诗，中国译者的译文是这样的：

With incense burned at night, I entered golden gate, （带着夜里烧香的香气，我进入了大门）

When water’s drawn at dawn, I left my jadelike mate. （清晨打上井水时，我离开了我的玉人）

综合上述种种，我的结论就是：用中国优化译法或创译法，能够使得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来源： 文汇报（作者为北京大学文学翻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