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翻译家，人们说傅雷“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傅雷一生痴爱艺术，他欣赏艺术的美，常常有独到的发现和感悟，似乎比别人多了一双慧眼。他总能感受到艺术美的精魂，引发起感情的汹涌澎湃，因为他有一颗天真单纯的心灵。他像是活在艺术美的世界里，孜孜地追求完美的艺术境界。太唯美太理想化了，他就显得很孤独，也很痛苦，与世俗似乎有点格格不入。最后，也是为了美，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傅雷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自成一家，他翻译的某些作品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他“追求神似而非形似”的风格，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大批翻译家。那么，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代表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作为翻译大家，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国内的三位知名翻译家分别为：《红与黑》等译作者及傅雷研究专家罗新璋和广东花城出版社副社长、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罗国林，以及翻译家、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许钧。

问题一：在傅译作品中，你最喜欢哪一部？

罗新璋：我想分开来说，傅译的罗曼·罗兰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在此书中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自己的顽强与精神力量；而在傅译的巴尔扎克作品中，我最欣赏《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前后翻译了6次，是最值得推敲的书。而我认为对当年的年轻人影响最大的是《贝多芬传》。在所有傅译作品中， 不论是伏尔泰的机警尖刻，巴尔扎克的健拔雄快，梅里美的俊爽简括，罗曼·罗兰的朴质流动，在原文上色彩鲜明，各具风貌，译文固然对各家的特色和韵味有相当体现，拿《老实人》的译文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比，就能看出文风上的差异，但贯穿于这些译作的，都带有一种傅雷风格。

罗国林：我认为他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当然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这本书先出了中译本之后又出了修改本，应该是他最好的作品了。从书的内容看，他翻译讲究的神似而不是形似，虽然傅雷关于翻译的理论不多，但“重神似而非形似”是他最核心的观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傅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真正做到了这点，可以说是傅雷最好的作品。

许钧：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傅译的版本不仅译出了作品的文字，还译出了作品的生命，正因为他有着不亚于罗曼·罗兰的深厚的艺术修养，有着与其同样挺拔的精神人格和同样纯真赤诚的心灵，他才能洞入作者的创作意境，参透作者的思想灵魂，因而傅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在中国士人中家喻户晓。傅译罗曼·罗兰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超过一般的西方作者及其作品的汉译，罗曼·罗兰作品是在我国翻译界以外的读书界、 文化界乃至整个知识阶层谈论得最多的西方作品之一，在傅雷百年诞辰之际，重读傅译罗曼·罗兰，是件有意义的事。

问题二：傅译的风格是什么？

罗新璋：传神，像临画一样，形似神似浑然一致。我记得自己在北大上学时，就读了傅译的作品，一读之下惊为天人，所以我又马上到图书馆找了外文原版来读，对照之下我发现傅雷的翻译实在是太精妙了，于是我便将傅译作品全部研究了一遍。举个小例子，在《约翰·克里斯朵夫》当中有一句话，原文是“他自己感觉是个被误认的天才”，傅雷把这句话翻译成“他自己感觉怀才不遇”，这就没有硬要按照原文来译，而是用了中文的成语。另外，他对翻译的要求是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讲究色彩变化，而且他讲究用字不重复，比如在原著中两次出现表示“难过”的法语单词，他却在译文中用“悲哀”和“苍凉”来区分，什么心情用什么字，很有讲究。

罗国林：傅译的风格是严谨，精雕细刻，讲究“神似”而非形似。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傅译的作品，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记得有位翻译家曾经很自豪地说“我的译作绝对和原文一句不差”，但这并不一定就好，相反，过于“死抠”和原文的一致，倒是往往会失去原文的风格。

许钧：傅雷追求译文风格与原文风格的“肖似”与相“合”，即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或译文风格与原文风格的浑然一致、和谐统一，这正是翻译文学的审美胜境。当年傅雷重译《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因为初译“风格未尽浑成”，重译《高老头》，也是因为“不满译文风格”，可见他把传达原作的风格作为翻译活动的艺术追求。

问题三：在傅译作品中，令您印象最深的选段是哪个？

罗新璋：我印象最深的傅译作品段落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三卷最后一节，约翰·克里斯朵夫在父亲死后酗酒、落魄潦倒，像他父亲一样走到同样沦落的地步，来看望他的舅舅带着克里斯朵夫来到他父亲的坟前，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每天都要去虔诚地度过，永远不要放弃希望。”对于这段文字，有的评论家认为，“舅舅”这个人物是托尔斯泰的化身。

罗国林：我印象最深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关于音乐描写的片段，因为时间久了，具体哪个片段我也说不上。我记得的是此书关于音乐的描写极多，如果译者对音乐不在行，根本无法自如地翻译。可是傅雷除了古文底子好以外，对音乐也很在行，我相信后人再翻译此书绝不可能超过傅译了。

许钧：《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卷第一部，“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这段当中的“江声浩荡”作为一句极具代表性的经典译例，就很值得品味，它创造了“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江声浩荡”已经成为傅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一个重要符号，浓缩了洋洋百万余言，穿越了历史与永恒，始终依旧，镌刻在读者心中。

问题四：三位都是翻译家，傅译作品对您的翻译工作有何影响？

罗新璋：从大学开始，我就喜欢傅译作品，想从当中学得技巧，我当年写了封信给他，还附上我的一篇翻译习作，傅雷很快就给我回信了，他在信中很中肯地说我的那篇习作离原文太远，还跟我谈了很多翻译方面的问题，后来我们又通过几次信，但是在他给我写来的信中从来没有谈过具体的技巧，谈的全部是翻译的原则、译者的修养等等，他告诉我说“技精之后才能传神”。傅雷自己的文章当中很少有谈翻译技巧的，他重视传承，当年我跟他通信了几次，他还帮我改了两篇译文，我想对他来说，像我这样一个从未跟他谋面的毛头小子，为什么会有这个运气，是因为他把我看成是翻译工作者的下一代，是他想去拉一把的。

罗国林：傅雷提出“重神似而非形似”，我也是这个理论的追随者，我也翻译过《欧也妮·葛朗台》，在当中很多的地方我都没有死抠原文，而是用了神似的手法去译，我一直相信，译文只有“活起来”，才能表达原文的风格，与原文一字都不差的译作，并不等于就是好翻译的工作。

许钧：在我30岁的时候，傅雷对我而言是一部书，一部普通的书，因为那时我只知道傅雷是个做翻译的。在我40岁的时候，傅雷对于我而言，是一棵树，一棵常青树。是他这棵常青树，延续了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等法国文学家在中国的文学生命。由傅雷翻译的书，我开始关注书后的人，关注了赋予原著生命的翻译家傅雷，渐渐的，我懂得了翻译，懂得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一种思想的播迁，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我现在过了50岁，傅雷对我而言，已不仅仅意味着《约翰·克里斯朵夫》、《高老头》等数百万字的经典译作，也不仅仅是赋予原作生命，使原作生命在中国得到延伸的译界常青树，而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

问题五：如何评价傅译作品在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地位？

罗新璋：他是20世纪的一大“家”，在中国，英文翻译是朱生豪，法文就是他了。在傅雷之前，也有几个翻译家去翻译巴尔扎克，但他的才是真正的“文学翻译”，之前的那几位只是“语言学家”，而不是“文学家”，傅雷使中国巴尔扎克的翻译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他把整个法文翻译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500多万字的译作堪称精品，每个字都经得起推敲。傅译的“质”与“量”并重，现在仍无人能够替代。但后人最应该向他继承的并非是技巧，而是他工作时的投入、专心，这是浮躁的现代人最缺乏的。

罗国林：傅雷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地位非常崇高，像傅雷这样的翻译家不多，他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他身体力行地实现着他的翻译思想，以大量优秀的作品为中国的文学翻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也许有人会说“我翻译的某个字、某句话比傅雷译得好”，但绝没有一个人在综合成就上超过傅雷。

许钧：我赞同傅雷生前好友、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的说法，傅雷不仅是个“文艺家、翻译家”，更是个“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很显然，翻译不是简单对语言的转化，必须表明文化立场、文化的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是难以逾越的，傅雷的翻译是和我国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政治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傅雷的功绩会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显现出来，认识傅雷身上体现出的翻译精神必须先正确理解翻译。翻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它作用于文学，作用于文化的意义不可忽略。翻译是打开外面的世界，通过文化交流，丰富自身世界的一种渠道。在当下经济一体化，文化要求多元化的背景下，纪念傅雷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