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汉译英原文
隐藏于技术帝国的文学界
索尔·贝娄（1）
我还是个“探索文学”的少年时，就经常在想：要是大街上人人都熟悉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熟悉T.E.劳伦斯，熟悉帕斯捷尔纳克和卡夫卡，该有多好啊！后来才知道，平民百姓对高雅文化有多排斥。虽说少年时代身居边陲的林肯就在阅读普鲁塔克（2）、莎士比亚和《圣经》，但他毕竟是林肯。
后来，我坐小车、巴士和火车在中西部旅行，经常走访小镇图书馆；发现在衣阿华州基奥卡克市，或者密歇根州本顿港市，读者们借阅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作品，甚至还有斯维沃（3）和安德烈·别雷（4）的著作。D. H.劳伦斯的书也深受欢迎。有时我会想起上帝愿为十个义人而饶恕所多玛城的故事（5）并非基奧卡克市和邪恶的所多玛有何相似之处，也并非普鲁斯特笔下的夏吕斯（6）想移居密西根州的本顿港，只不过我似乎一直有一种开明的想法，希望在最难觅高雅文化的地方找到高雅文化的证据。
至今，我已写了几十年小说，而且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是个颇有争议的职业。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一位年长的邻居告诉我，他给通俗杂志写小说。“街坊邻里都纳闷，为什么不去上班，却见我游来荡去，修剪修剪树木，粉刷粉刷篱笆，就是不去工厂干活儿。可我是作家啊，稿子卖给《大商船》和《萨维奇医生》（7）那些杂志，”他说话时神情有些抑郁。“他们不会把这当作正事儿。”他很可能已经觉察到，我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兴许会与他产生共鸣，或者他想提醒我，不要与众不同，但这为时已晚。
一开始也有人告诫我，小说正濒临死亡，犹如城郭或弓弩，已属昨日之物。谁也不愿和历史作对。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8）——30年代初拥有最广泛读者的作者之一——曾教导我们，陈腐、古老的文明已几近末路，建议年轻人避开文学和艺术，拥抱机械化，去当工程师。
你拒绝被淘汰，就是对进化论史学家的挑战和蔑视。年轻时我非常尊重斯宾格勒，但即使那个时候，也无法接受他的结论，而（怀着敬慕之情）在心里对他说：你走远点吧。
时隔60年，在最近一期《华尔街日报》上，偶见斯宾格勒式老调新弹。跟斯宾格勒不同，特里·蒂奇奥特并没有将一座座令人窒息的史论大山压在我们身上，但迹象表明，他权衡、筛选、思索过相关证据。
他谈到了我们的“原子化文化”，观点新颖可靠，并经过深思熟虑，谈到了“作为技术的艺术形式”，告诉我们，电影很快就“可以下载”，即从一台电脑转入另一存储设备。他还预测，电影不久会如书籍般销售。他预言近乎魔法的技术之力将把我们引入一个新时代，并得出结论：“一旦这成为现实，我猜想，独立电影会替代小说，成为21世纪严肃故事叙述的主要载体。”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蒂奇奥特先生指出，图书销量不幸下降，而电影观众却大幅上升。“对30岁以下的美国人来说，电影已经取代小说，成为艺术表达的首要模式。”蒂奇奥特先生补充道，汤姆·克兰西和斯蒂芬·金（9）等畅销小说家“每本书最多也就卖到一百万册左右，”还说，“相比之下，全国广播公司的《欢乐酒店》（10）的最后一集，观众达4200万之多。”
就数量多寡而言，电影赢了。“小说左右国民言谈的力量已经削弱，”蒂奇奥特先生说。但我丝毫不敢肯定，当初《白鲸》或《红字》对“国民言谈”有过什么重大影响。19世纪中期，打动大众的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白鲸》是一部小众小说。
20世纪的文学杰作大多出自没有大众意识的小说家之手。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小说，创作于暗淡的文化暮色之中，本来就无意让人在大众化的耀眼光焰下阅读。
蒂奇奥特先生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沿用了观察家们旨在发现某种倾向的套路，指出“根据最近一项调查，55%的美国人阅读时间不超过30分钟……甚至可以说，电影取代了小说，不是因为美国人变傻了，而是因为小说这种技艺已经过时。”“我们还不习惯把艺术形式看成技术，”他说，“但事实上艺术形式就是技术，也就是说，艺术形式已经因为新技术的发展而濒临死亡。”
文章除了强调崇尚科学的年轻人有吸引力的技术之外，还看得见其他一些取向。如大多数同时代人做什么，你最好就做什么，与其和区区数千人一样读一本书，不如和几百万人一样看一场电影。另外，读者只是独自阅读，而观众却是与许多人共赏，既借机械技术之力，又得人数众多之势。不妨还可以补充说，避免技术上落伍也很重要，而人们总觉得就解决问题而言，不管个人有多么出众，技术要比个人的思想更可靠。这种感觉也很有吸引力。
很久以前，约翰·契弗（11）对我说，让他坚持不懈地写作的是读者，那些从全国各地给他写信的人。写作时，他觉得那些读者和写信人就在草坪那边的小树林里。“脑子里要是没有他们，那我就完了，”他说。还有小说家赖特·莫里斯（12）也极力劝我去买一台电动打字机，说他自己的打字机都很少关掉。“不写作的时候，就倾听电流的声音，”他说，“它陪伴着我。我们可以交谈。”
不知道蒂奇奥特先生如何使这些个人习性与“作为技术的艺术形式”两者相容。也许他会说，这两位作家由于某种原因脱离了“广泛的文化影响”。蒂奇奥特先生至少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目的：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方法，能使“电影大众”与“精英小众”协调起来。但是，他感兴趣的却是几百万这个数字：几百万美元，几百万读者，几百万观众。
蒂奇奥特先生说，“人人”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看电影。他说得对极了。
回想20年代，每到周六，8到12岁的孩子们就会排队买张五美分的电影票，看看上个周六的危机是如何化解的。女主人公在火车就要辗过她之前几秒钟被松了绑。接着新的一集开始了，然后就是新闻短片和《小顽童》（13）。最后是一部汤姆·米克斯的西部片；或者是一部珍妮·盖诺的电影，讲述年轻的新娘和她丈夫在阁楼上的幸福生活，或是葛洛莉娅·斯旺森和蒂达·巴拉，或是华莱士·比里，阿道夫·门吉欧，玛丽·杜丝勒等影星主演的影片。当然，还有查理·卓别林的《淘金记》，而《淘金记》离杰克·伦敦的故事只不过一步之遥。
那时候观众和读者并不对立。没人去管我们的阅读。我们自己做主，自我教化。我们发现或者说创造了充满想象的精神生活。我们因为能够阅读，所以也学会了写作。先看电影《金银岛》，然后再去读这本书，并没有让我感到困惑。那时候，电影和书籍并没有为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而争先恐后。
美国有一件更引人注目的奇事，那就是我们的少数群体数目众多，规模庞大。几百万人构成一个少数群体，根本算不得反常。但实际上，还有几百万能识文断字的美国人，相互之间处于隔离状态。可以说，阅读契弗作品的人，就是一个数量大得无法藏身于小树林的群体。全国各地的文学系没能让他们疏远书籍，无论是旧作还是新书。我和我的朋友基思•博茨福德都深深感到，如果小树林中挤满了迷路的读者，那么其中很可能也有作家。
要详细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你只需办一份像《文学界》这样的杂志。一旦得到鼓励，原先的无望之辈，就会显山露水。一位早期读者来信说，我们的刊物“内容非常新鲜、非常亲切”，“真实、不造作，阅读时不会让人分心。”她注意到上面没登广告，便问，“这行吗？能办得下去吗？”还将其称作“一味解毒剂，治疗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人性萎缩症。”在书信末尾，我们这位笔友补充道，“老一代人有必要站出来提醒一下，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正是当初我和基思·博茨福德期望中的“读书人小报”。两年来，刊物信守着这个理念。我们俩是一对乌托邦式的老怪物，总觉得对文学负有责任。我希望我们别像那些不现实的行善者，马匹都快绝迹了，居然还把料槽捐赠到市政广场，以备口渴的马儿饮水。
我们无从猜测，究竟有多少独立、自发的文学鉴赏者和爱好者在全国各个偏远的角落里生存了下来。手头的点滴证据表明，他们为能够找到我们而高兴，也很感激。他们期望的比眼下得到的要多，精巧的技术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
注释
（1)本文作者索尔·贝娄（1915～2005)为美国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原文发表于1999年10月11曰《纽约时拫》，后收入《纽约时拫：作家谈写作选辑》。标题中“文学界”（the republic of letters) —词来自拉丁语Respublica literaria， 18世纪盛行于欧美，指的是一个由文人组成的、想象的“共和国”，不受地域和国别限制，这一概念对启蒙时代的学者影响很大。
（2）普鲁塔克（46? ～120?)，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等。
（3）斯维沃（1861～1928)，意大利商人、作家，著有《泽诺的意识》等。
（4) 安德烈·别雷（1880～1934)，俄罗斯诗人、文艺理论家，著有《银鸽》、《彼得堡》等。
（5）圣经《创世纪》第18章：上帝欲灭所多玛城，亚伯拉罕代为求恳，上帝允诺若城内有十名义人.便不施惩罚。
（6）夏吕斯男爵为普鲁斯特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生活堕落。
（7)《大商船》是美国一份通俗杂志，创刊于1882年，一般认为是美国第一份通俗杂志，《萨维奇博士》是美国一份杂志，1933年至1949年发行，1964年起，杂志中的故事先后单独出版发行，影响颇大。
（8）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史学家、哲学家，著有《西方的没落》等。
（9）汤姆·克兰西（1947—)，美国通俗小说家，著有《猎杀红色十月》等，斯蒂芬·金（1947～)，美国畅销作家，著有《肖申克的救赎》等。
（10）美国一部情景喜剧。
（11）约翰·契弗（1912～1982)，美国小说家，著有《华普肖一家》、《大收音机》等。
（12）赖特·莫里斯（1910～1998)，美国小说家，著有《幻象之地》、《草原之歌》等。
（13）美国20世纪初一部流行的喜剧短片。
